《夜光杯》的编辑同志打来长途电话，希望我为“十日谈”的“年话”写稿。对我来说，这可是出了个难题。因为我从1951年大学毕业离开上海到北方工作，其间在东北34年，在北京12年，整整46年没有回上海过过一次春节，能有什么“年话”可说呢! 但是，后来转念想想，46年没有回故乡过年，本身就有文章可做，更何况其中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，交织着许多风雨悲欢，说不定写出来还有点意思呢!

最初是不好意思提出回家过年。我走上工作岗位之时，正是建国初期，干部队伍充满着朝气蓬勃、忘我工作的气氛，很少有人回家过年，我所在的《东北日报》又有大批久经战争锻炼的延安老干部，对青年同志要求很严，看我经常往上海家里写信，还笑话我“小资产阶级家庭观念太浓厚”。在这种革命氛围下，请假回上海过年不仅难以启齿，而且自己觉得连想一想都是一种错误。加上那时收入很低，加上由沈阳到上海需要坐三天两夜火车，回家谈何容易。就这样，五六年匆匆过去了。

后来是失去了回家过年的可能。一场反右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大革命，使自己成了“只许规规矩矩，不许乱说乱动”的专政对象，每逢过年，还得加强监督，哪敢存请假回上海过年的奢想? 说实话，当时即使恩准请假，也无颜去见江南父老亲友，更不愿在他们心灵上投下阴影。就这样，整整20年过去了。

1976年的一声春雷，使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那年年底，我踏上了欢快的归程，准备离家后第一次与在上海的母亲、姐姐一起过个团圆年。在火车上，我做了一套散曲，憧憬家人相聚的欢乐：“燕山千里雪茫茫，辞榆关胸怀激荡。车挟惊雷走，心随飞絮扬，新柳千行，迎我把归程上。……剪烛话西窗，凝眸细端详，难的是历尽风霜鬓未霜，堪笑他未老韦庄怕还乡……”可是，春节还没到，机关里催归电报又到了。老母虽感失望，却没有留我，反而劝我说：“还是公事要紧，回去吧，以后有机会!”

从那开始，不好意思回家和不可能回家变成了顾不得回家。工作的一次次变动，担子的一次次加重，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回家过年的机会。每年春节来临之前，我总是安慰自己：“明年总差不多了!”谁知到1989年底，我终于请好了假，准备同上海的时候，突然噩耗传来：母亲去世了! 我当天飞回上海，看着母亲空荡荡的房间，泪如雨下。人的一生总有许多遗憾，但是在长达37年的过程中竟然没能和母亲一起过一个春节，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。

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张外祖父写给母亲的条子，上面写着：

盼大女佩秋不至：“腷腷膊膊窗前鸡，发发揭揭葭鲔肥，其雨其雨日杲果，曰归曰归归未归。”

姐姐告诉我，这是家居苏州的外祖父在1956年病中催我母亲回去过年的：过年的鸡、鱼都准备好了，可是思念中的女儿却迟迟不归，免不了心有怨意。但怨而不怒，仍是那么幽默。因为他理解自己的女儿，不能回家过年是因为“公事要紧”。

我看了这张纸条，心里有点宽慰。我想，母亲在天之灵，也一定会像外祖

父理解她那样理解我的。

但是，我们的后代，还能不能理解这一切呢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997年2月1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