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认为，从性格方面研究伟人的成功，是人才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之一。
伟人成事，个人意志第一，绝不受情的束缚。这是其大别于常人之处。能翻天覆地，必先要能翻过个人情面这一页。常人受常理、常情的束缚，往往过于自律、自责，作茧自缚。伟人则不顾常理，不管常情，在别人无法理解、茫然、犯傻、妥协的瞬间，就一掌打下，一招制胜。简言之，敢于翻脸，而毫无自愧。不自愧则不自责；不自责则无内伤，永是强人。常人则常自责、自律、自伤。心愈软，而自伤愈重。有时虽有理在手也不敢翻脸，循规蹈矩，坐失良机，或在自责中自伤元气。敢翻脸要有霸气，这几乎是天生的因素，学是学不来的。
毛泽东是大伟人，一生成大事无数，也翻脸无数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毛的翻脸多是为大事，是为不同政见而翻。而且许多时候他也是对的。如井冈山时期，毛与当时的“左”倾中央翻脸，拒绝调回上海，而坚持农村斗争，中国革命终于胜利。解放初与斯大林翻脸，坚持民族独立、国家主权完整，使中国免陷于东欧国家的尴尬之境。1947年转战陕北时，代号为“昆仑纵队”的党中央已被敌团团围住，为毛的安全，任弼时劝毛过黄河，毛不听。任急了，就以纵队司令身份下令过河。毛翻脸说：“你是司令，我是主席，从现在起，我撤了你这个司令。”没办法，最后还是听毛的。党中央和毛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拖住了胡宗南，实现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大转折。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毛也敢于翻脸。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，在许多地方仰仗苏联，尊之为“老大哥”。苏就乘机要挟中国。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提出与中国建联合舰队，在中国沿海建海军基地，毛当即翻脸，大声说：我们还有没有主权?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过去? 我不想再听这些! 赫回国后立即撤走原子弹专家，毛就说我们自己干。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，毛风趣地说：“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。”
伟人一怒天地翻。一个人手中有权并不难，难的是敢不敢在关键时刻，用手中的权去决策，不失时机地去成大事。你看历史上有多少像宋徽宗赵佶、蜀主刘禅那样的权重情懦的无为之君。许多时候决策的实现常常是情感的较量。朱可夫在回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原因时说，斯大林的性格因素是其中之一。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高干有腐败苗头，毛泽东说，“治国就是治吏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将不国。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，贪污无度，胡作非为，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，那么天下一定大乱，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。”乱世用重典，防患于未然。他敢于翻脸，惩治刘青山、张子善，换来了干部队伍一个较长时期的清廉。
所谓个性就是与人不同之性，这往往是优点也是缺点，成也个性，败也个性。毛泽东敢于翻脸的个性背后是他的斗争哲学。他曾说过：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与地奋斗其乐无穷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。”他一生都在战斗，只要他想干的事就一定要实现，谁也别想阻拦。这也铸成了一些错事、憾事。
在延安时，毛与江青恋爱，并要结婚。延安高层几乎一致反对。最激烈者有张闻天，远在江南的项英也发来长电反对。大家主要觉得江在上海的一段历史不清，表现也不好。毛就翻脸，大发脾气，并拍了桌子。结果政治局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与江的结合确实影响了他晚年的威信和国家的政局。
潘汉年是党内做地下工作的大功臣。不知为党提供了多少重要情报，团结了多少上层文化人士，出生入死，忠心耿耿。但有一件事欠妥，他做地下工作时，未经请示，见过一次汪精卫。但并无办什么错事。“高饶事件”时，他心里不安，向老上级陈毅汇报，陈说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从没有人怀疑过你对党的忠诚。并自告奋勇去为他向毛泽东求情。没想到毛立即翻脸批示逮捕，一直关押到死在狱中。到毛去世，“文革”结束，潘才平反。
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要纠“左”的。但就是因彭德怀的一封信，毛立即翻脸。把彭历史上的旧账全翻出来，好像彭从没有做过好事，甚至在大会上连骂娘的粗话都喊出来了。最后将彭打成一个反党集团，全国打了“右倾分子”三百多万。毛与彭是同乡，又是从井冈山、长征直到朝鲜战争，共事最久的战友，三十年患难，一言不合，说翻就翻。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’但一下就翻得这彻底，确实常人很难做到。而他与彭个人的翻脸，终于变成与党内高干，与忠心追随他多年的干部大翻脸。
1956年，毛公开表示不再当国家主席，要集中精力研究问题，并明确将担子交给刘少奇，他就离京南下。他回京，发现刘的想法与他有分歧，就大发脾气。刘主持的会议已经散会，他又把代表追回来。这样不给面子，刘的心情可想而知。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又亲手写了一张大字报《炮打司令部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与刘公开翻脸，把刘定为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。刘和毛是很近的同乡，又是在延安时就已确定的接班人。说翻就翻，绝不犹豫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刘少奇终于被平反。周恩来是和毛合作时间最长的、须臾无法离开的助手。1956年后，因经济思想有分歧，毛就大会小会批周，甚至借夸奖柯庆施的文章在众人面前奚落周：“您是总理，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?”逼得周检查、辞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他和周都年事已高，重病缠身，一般人已是得过且过了，但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他听信别人的告状就大怒，指示批周。虽然后来他自我批评，向周解释是小将告状。
毛和党外人士的关系有许多佳话。但也有大翻脸的事。共和国之初，任用了许多社会贤达到重要部门，他们都是治国之才、有识之土。，1956、1957年毛多次诚恳征求党外人士意见。比如1957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上说，明年我要辞去国家主席。民主人士陈枢铭很认真地拥护这一决定，5月18日他给毛写信说：这是“至美至喜之事”，“顺便提请今后注意几点，一是好大喜功，二是喜怒不能自制，三是轻信汇报，四是过分鄙夷传统”。毛泽东收到信没有表态，半个月后“反右”开始，7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突然发表这封私人信件(庐山会议上，批彭德怀也是一封表达个人意见的私信突然印发全会)，陈被打成右派。而毛与陈曾有很深的交情。陈是湖南老乡，新中国成立前夕是国民党政权的要员，对促成国军起义有很大功劳。一言不合，成为“右派”。而整个“反右”扩大化就是共产党与党外朋友的一次大翻脸，从此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党与知识界、思想界的矛盾加深。
凡伟人者，总能见人所不见，断人所不断，该翻就翻。毛无疑是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伟人，于国家民族有大功，个人的德才也大有过人之处。我们可以举出无数条毛在其他方面的优点，也可以举出上述这些好或坏的翻脸的例案。这里不讨论政见的对错，只讨论性格的短长。虽然我们常歌颂伟人的宽厚、仁慈、高瞻远瞩等等，但敢斗争、心肠硬、意志坚、主意决，也确是他们品格的另一面我们既然不能为尊者讳，那就要承认这种翻脸现象确是伟人性格中的一个有机部分，而且也不能一概都说成是坏事。陈独秀也翻脸，他与胡适有生死之谊，但说翻就翻；孙中山也翻脸，被称为“孙大炮”；斯大林也翻脸，其名字在俄语中是“钢铁”。邓小平也翻脸，香港收回过程中，我一高官，当然也是很有资格的老同志，答记者问时中人圈套，说香港回归后可不驻军，邓立即向新闻界宣布将其撤职。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翻脸，朝鲜战场上他的司令麦克阿瑟与他意见不合，他就通过媒体公开撤职来羞辱他。古代成大事者也都敢翻脸。历史上秦皇汉武，许多大英雄，当其成事之时没有不翻脸的。所以古书上常有这样的话：“我要借用一下你的人头。”鲜卑族统一北方，建北魏政权，但其文化落后。魏孝文帝下令推行汉字、汉姓。太子不从，谋反，孝文帝杀太子这一政策得到推行，国力提升。
伟人翻脸可能干错事、坏事，但更多的时候是成就好事、大事。虽然我们总是希望他们不翻脸也能办成事，但你不得不承认，许多时候的成败就在于这突破柔情一点，翻与不翻之间。能一刀断隋，扬长而去，这确实是常人难企及的。这折射出了伟人们坚强的个性、唯我独尊的意志、特立独行的品格。当一个人处“权倾天下”之位都不敢倾翻一脸，如何能翻新天下，成得伟人? 这倒反而不正常了。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，但从来不敢翻脸的人却算不得真豪杰，绝对成不了大事。历史如此。
(2008年2月9日初稿，2010年7月5日改定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