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战国之世，“士”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。社会的动乱和纷争，为“士”的活动展扩了空间，所谓“游说者之秋”，即指这如鱼得水的客观条件。“士”，上焉者可以为相、为将、为朝廷大夫；中焉者可奔走各国为策土、说客；下焉者可被贵胄王公豢养为食客、为鸡鸣狗盗之徒。当时国家的观念并不甚强，王者可擢用贤能，“士”则可择君而事，这是一种双向的选择。朝秦暮楚的陈轸并不被视为叛徒，在当时则比较普遍而自然。

屈原的出现，改变了这样的观念，他爱楚国，爱得深沉而挚烈忠楚王，忠得专一而殉节。固此，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则无不可。在中国诗史上，我们也不妨称屈原为第一个独唱的诗人，而此前的《诗经》我们可视为合唱的诗人们集体的创作。以上两方面确定了屈原的划时代性、里程碑性和独一性，两千三百年来，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地位可以和他比肩。屈原的《离骚》作于楚顷襄王之世，他第二次被流放到沅湘时。由于奸佞的谗毁，他失去了帝王的宠信。他忧戚、孤独、面容憔悴，看到祖国由强盛而衰败而危亡，他既无力回天，理想又付诸东流，最后投汨罗江而死。他以自己珍贵的生命对朝政的腐败做了一次壮烈的抗议，也以他死忠死节的高贵品格殉国家之难。《离骚》表达了一个高洁的灵魂对理想的追逐和幻灭，表现了一个忠贞的朝臣对朝政的希冀和失望《离骚》不是苟活者的哀吟，而是爱国者的浩叹，它吐露着不朽生命的芬芳，所以司马迁称屈原“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”。

屈原深感岁月流逝的迅捷，而他的抱负不得施展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”他忧虑民生的困苦和朝政的腐败，终将导致楚国大厦的倾覆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；“闺中既以邃远兮，哲王又不寤”。然而他力排谗毁，不计安危：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；“宁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为此态也”。当冷酷的社会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时，他的诗人浪漫情怀驱使他心灵远游：“驷玉虬以乘鷖兮，溘埃风余上征”；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他与其说在追求理想的美人，莫如说是在寻找真正的贤君哲王和众美所在的乐土，这等于是李白的梦游。然而当屈原回到现实中的时候，他的痛苦却加倍地沉重。他的心灵深处早已沉埋着跳江而死的一念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殷氏高士彭咸。最后屈原的选择是死：“已矣哉，国无人，莫我知兮，又何怀乎故都。 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。”彭咸也是跳江而死的，屈原知道，在那渊深而明净的江底，他的灵魂将与彭咸同在。

《柏荫读骚图》意在向少年一代寄以厚望。我自儿时阅读《离骚》，深知它对我的裨益岂止于“拾其香草”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才高者菀其鸿裁，中巧者猎其艳词，吟讽者衔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”我正是在少年纯洁的心灵中，沁入了楚辞《离骚》的芳香，然后一步步追寻屈原诗中的空旷博大的境界。

凡是熟读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的人，就知道中国诗歌源头活水之所在，就可使你摆脱鄙俗的侵袭，从而走向崇高的人生。同时你会具有一双判断诗歌雅郑的锐利目光，你会插上高翔于泥淖之上的翅膀——“凤凰翔于千仞兮，览德辉而下之”(贾谊《吊屈原文》)。

二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出“境界说”，而“境界说”的内核则为“真”、为“不夫赤子之心”。他说“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，亦即为词人之所长处”；又说：“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，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”。在论纳兰容若时又赞他：“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，此由初人中原，未染汉人风气，故能真切如此，北宋以来一人而已。”所谓“赤子之心”、“自然之眼”、“自然之舌”都是描写真景物、真感情所必须的主观条件。其实“真”字与作者的地位大体是无关的。李后主尊为帝王，纳兰容若贵为公子，都不失其“真”。而侵蚀“真”者，或曰“真”的天敌乃为“伪”。“伪”与难填的欲壑、污浊的心机、鄙薄无行和卑微乡愿结下不解之缘。即使位高才赡，其文或亦华美，但惜殊少真味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所谓：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；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有所感发而归为自然方称上乘，正李白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意也。

历代文论中，重自然而反雕饰者，大多思想渊源自庄子：“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”(《庄子·骈拇》)。而自然在庄子眼中则可概括为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”(《庄子·知北游》)。艺术家苟能与此天地精神邂逅，则其情必真，其所描述抒发亦必自然。

最可怕者理念先行，必先有一标新立异之意念或主义横亘于胸，当此之时跃然于胸次者无非后期印象派、马蒂斯之野兽派、毕加索之立体派、康定斯基之表现主义、杜桑之达达派、达利之超现实主义以至于行动画派、波普主义等等等等。西洋美术之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，其间是非曲直，先置而不论此类主义于中国本无其繁衍之适宜土壤，而于西方则已早是昔日花黄、陈腐观念。今没有一人抱其残而守其缺，在西方已视为保守主义，而彼则犹沾沾自喜谓：此创新电、此自耕之苦果也、此横跨干中西也。此则徒自炫其无知无识，获笑大雅，势在必然。明代徐渭对自然之性有极精辟之论述“人心之惶然而觉、油然而生，而不能自己者，非有思虑以启之，非有作为以助之，则亦莫非自然也。”

而上述以主义为作画之追逐，正“有思虑以启之”者作画必欲以炫人，是“有作为以助之”者。第一步便与自然相背离，无论表现为何种惊世之语，都仅是语言本身的构架，而非心灵的展示。严羽对这种不以自然为回归目标，仅以构架语言为终极追逐者，讽之为“以文字为诗，以议论为诗，以才学为诗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》)。所可怜者，此“文字”必浮泛空洞，此“议论”必拾人牙慧，此“才学”必疏陋浅薄，不足为天下重。

不作伪态，不作忸怩态，不作高岸态，不作殉道态，惟真是求，惟自然是归宿，则赤子之心在焉。虽诗有高低雅郑，然皆可为佳作。王国维对“淫鄙之尤”者，如“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”，但觉其真，而不觉其为淫词鄙词。反是声名震耳如龚定庵，有诗云“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”，此荡子凉薄无行之诗，其情伪而鄙，何能与前侣家女之真切感人同年而语。

画此夏塘则忆及童时家贫，然别有清趣。家翁于天井移一旧缸植荷。夏雨之后，门巷水盈为患，而碧色小蛙纷出，与邻童捕捉而嬉。贫中之乐，有非富家儿可想象者。荷谢莲壮，家翁必挑一大者归我，真稼轩所谓“最喜小儿无赖”矣!其实并无莲塘、亦无神蟾，然赤子之心当与画中童子仿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