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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越自我 心忧天下

时间: 2014-03-12作者: 夏海来源: 深圳特区报

    范仲淹主要生活在宋仁宗年间,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。他在世64年,为官37年,一生经历可概括为自幼孤贫、勤学苦读,为民治堰、热心教育,西陲守土、边帅军功,庆历新政、改革图强,四起四落、百折不挠。他集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于一身,可谓是“三立”完人。所谓立功,即如金代学者元好问所言:“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,在州县为能吏,在边境为名将。其材、其量、其忠,一身而备数器。”立德,是指范仲淹为政清廉,体恤民情,刚正不阿,力主改革,数度被贬。《宋元学案·序录》说,范仲淹“一生粹然无疵”。立言,有《范文正公全集》传世,最著名的是《岳阳楼记》,为千古名篇,至今不衰。《岳阳楼记》是公元1046年范仲淹应友人滕子京之约而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。在这一名篇中,范仲淹表达了自己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仁人之心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光辉思想。

   《岳阳楼记》融叙事、写景、抒情、说理于一体,叙事扼要清晰,写景变幻莫测,抒情发自肺腑,说理令人深思。

    品读《岳阳楼记》,最让人震撼的不是优美的文笔和壮阔的景观,而是范仲淹崇高的品质和精神。这种品质和精神最集中体现在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这两句话中,范仲淹的政治思想、人格境界和艺术审美都熔铸在这两句话中,字字有千钧之力,令人感动不已。据宋代文豪欧阳修撰写的碑文,范仲淹自小就胸怀大志,常自诵曰: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这说明范仲淹是一生信奉这一忧乐意识和秉持这一行为准则,即使贬官在外,遭遇人生挫折,也不改这一志向,依旧是忧国忧民,以天下为己任。孟子曰: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正是这一思想光辉和博大胸怀,使得范仲淹成为历代士大夫和为官从政者的楷模,使得《岳阳楼记》千古传诵,成为陶冶人们情操和提高人文素养的泉眼细流。

   《岳阳楼记》展示了范仲淹的忧患意识。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这是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信念。一定意义上说,忧患意识是深入到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,流淌于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,从而使知识分子敢于为民请命,敢于挺身而出,敢于舍生取义、杀身成仁。在《岳阳楼记》的最后段落,范仲淹一连6次用到忧字。这6个忧字,反映了北宋王朝的弊端和危机。北宋王朝是靠政变取得天下,奉行重文轻武方略,一向比较软弱,到了宋仁宗年间,则是社会矛盾积聚、危机四伏。这6个忧字,浓缩了范仲淹一生经历。他生于贫寒,两岁丧父,随母改嫁,寄人篱下;为官37年,真正在京城只有四年,数度被贬,一生坎坷。这6个忧字,更是范仲淹政治品格和人生情怀的诠释。那么,范仲淹忧患什么呢?首先是忧民,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”。范仲淹长期在地方为官,有13年是在基层为官,十分了解百姓的冷暖和民间的疾苦,因而他的忧民不是停留在文字上的认识,而是具体生动的实践。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修海堤。1021年,范仲淹在江苏泰州任盐仓监官。当时,泰州地区位于淮水之南,东临黄海,堤坝年久失修,海水倒灌,淹没良田,百姓流离失所,逃荒他乡。范仲淹见百姓受苦,就一再上书建议复修海堤。朝廷则任命他为兴化县县令,主持修堤。他亲率几万民工筑堤,一次大浪袭来,几百人卷入海底。修堤遇到种种困难,他都一一加以克服;特别是发生伤亡事故时,各种非议四起,要求停工罢修,但他力排众议,继续坚持,终使大堤告成,地方经济得以恢复,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安居乐业。人们为了感谢范仲淹,将此堤称为“范公堤”。同时是忧君,“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”。在封建社会,君主是国家的象征,忧君实际上就是忧国。范仲淹的忧君既表现在敢说真话,又表现在敢于革除弊政。范仲淹认为:“士不死不为忠,言不逆不为谏。”他四次进京被贬都是由于说真话。

   《岳阳楼记》展示了范仲淹的无我境界。超越自我,进入无我之境,是人生自我修炼和完善的最高境界。所谓无我,就是静心:“自静其心延寿命,无求于物长精神”;就是无欲: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;壁立千仞,无欲则刚”。然而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唐代诗人孟浩然虽写下千古名篇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,其中“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”,更为人们称赞不已,但诗人明显流露出自怨自艾之意,这首诗也有干谒之嫌。由此可见,即使一般的优秀人物,也很难做到无我。范仲淹写道:岳阳楼“北通巫峡,南极潇湘,迁客骚人,多会于此,览物之情,得无异乎?”意思是,岳阳楼往北直通巫峡,往南可达潇水、湘水的源头,外调的官员和漫游的诗人常常来到这里,他们游览风光的感触难道是没有差别的吗?范仲淹认为,不同的人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观感肯定是不同的,但他们对阴天和晴天的感觉则是一样的,这就是阴天时心情不好,晴天时兴高采烈。那么,阴天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色和心情呢?范仲淹写道:“若夫霪雨霏霏,连月不开;阴风怒号,浊浪排空;日星隐曜,山岳潜形;商旅不行,樯倾楫摧;薄暮冥冥,虎啸猿啼。登斯楼也,则有去国怀乡,忧谗畏讥,满目萧然,感极而悲者矣。”晴天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色和心情呢?“至若春和景明,波澜不惊;上下天光,一碧万顷;沙鸥翔集,锦鳞游泳;岸芷汀兰,郁郁青青。而或长烟一空,皓月千里;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;渔歌互答,此乐何极!登斯楼也,则有心旷神怡,宠辱皆忘,把酒临风,其喜洋洋者矣!”应该说,晴天时心情好,阴天时心情孬,这大概是人之常情。但是,这又恰恰证明一般的人很难超越自我,进入无我之境。范仲淹感慨:“嗟夫!予尝求古仁人之心,或异二者之为,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”范仲淹明显否定上述两种览物之情,在他看来,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感情,是不会以晴天、阴天的不同而变化的,既不会因为人生顺境而高兴,也不会因为人生逆境而悲哀。因而范仲淹明确表示,自己要向古代仁人志士学习和看齐,即“噫!微斯人,吾谁与归!”

   《岳阳楼记》展示了范仲淹的思想光辉,这就是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乎。”这是《岳阳楼记》的点睛之笔,集聚着巨大的思想能量。正是因为这一思想,使得《岳阳楼记》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建立起了坚定的信念,这就是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,无数志士仁人终身服膺她、践行她。正是因为这一思想,使得《岳阳楼记》成为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人生的指南。人的一生就像在航行,思想就是导游者;没有导游,人生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,一切力量都会化为乌有。正是因为这一思想,使得《岳阳楼记》给予人们不竭的精神力量,即使身处底层,也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;纵然面对逆境,也要做到忍辱负重、坚贞不屈,为国分忧、为国持节。当然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不但有思想美,而且有人格美,是思想美与人格美的完美统一,充分体现了范仲淹高尚的人格境界。高尚的人格境界,更加增强了《岳阳楼记》思想美的力量和光辉,也是《岳阳楼记》千古传诵的重要原因。